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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不是只有經濟成長

經濟發展在資本主義底下至為重要,但二十世紀前半段的經濟發展主軸幾乎都是將GDP的增長視為主要努力目標,而往往忽略了以人為本的關照、以及和大自然共生共榮的通盤考量,並且在財團勢力的引領之下進行野蠻式的全球化(mondialisation sauvage),導致在國際間被邊緣化的未開發國家益發艱困,各國內部則出現M型社會的結構性扭曲愈演愈烈;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於創造經濟繁榮景象被多數政府列為施政的核心要務,所以在一味地競逐國民生產成長比賽時不惜犧牲大量無形的重要資產以求經濟數字的表現亮眼,這也導致了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及環境傾銷(environmental dumping)政策的肆虐,且往往讓經濟成長化身為替專制政權服務的奴隸、民主的落實更顯得遙遙無期;此種不正常的經濟發展現象尤以開發中國家為甚:經濟愈發展、社會權力與資源分配卻愈趨失衡、生態與環境每況愈下,人民距離想像中的幸福亦愈來愈遠,這些都是發展政策不當所釀成的苦果。
有鑒於此,上述破壞型的經濟成長模式在二十世紀後半段開始被嚴厲地檢討,聯合國發展計畫亦自一九九○年起開始提出年度人類發展報告,採用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取代國民平均所得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有意思的是經過了二十年之後,特別是遭遇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之後,有些西歐國家開始採用更嚴苛的標準來看待發展這個任務,其中一項具有勇氣的改革包括政府的治理方式是否具有永續性。更明白地說,大家琅琅上口的永續發展除了對於環境、生態保護與氣候變遷等綠色思維之外,還應納入對於政府舉債及赤字問題的根本性解決,不容許以債養債、債留子孫的敗家行為,最後發生前人砍樹、後人曬太陽的窘境。像德國已於二○○九年在憲法中規定至二○一六年以前,政府要限制結構型赤字在GDP的0.35%以內,且自二○二○年開始,各邦政府亦需開始禁止赤字發生;法國總統沙科奇日前也提出仿效德國做法的構想,欲將削減赤字的規定白紙黑字地寫入憲法中,讓每個新政府在甫上台時都要提出削減赤字的時程表。這些能讓政府走上正軌、使絕大多數人民受益的建設性改革,從選舉的角度來看都是致命傷,但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可長可久,絕非口號治國的淺碟式經營所能辦到,而是執政者願意讓改革成為事實做為後盾,造就後代的幸福。
看到馬英九在總統就職兩周年提出「六國論」的政見交差了事,又看到在國債屢屢破表之際,政府還喜孜孜地拿著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每年所做的競爭力排名當做政績,看來我們的政治人物對於發展所代表真正意涵的認知,恐怕不只落後世界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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