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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秀才遇到兵

有意思的是,蔡衍明日前在NCC的公聽會上表示他在中嘉案中是小鬥犬被打成落水狗,不過就這整個事件的發展歷程來看,會打成落水狗的絕對不是兇惡的鬥犬,而是手無縛雞之力、仗義執言的各界學者文人。而最近蔡正元委員對於中研院法律所的預算有針對性的私人成見(姑且不論其自身社會形象的高爭議性,涉及侵占、挪用公款的官司不斷,就連同黨同志也很有意見),揚言要刪除預算以懲罰「不務正業」的學者,為旺中集團護航心切的忠心耿耿溢於言表,更為整個事件掀起另一波高潮。

從旺中集團的言論圍剿與人身攻擊,到立法委員不計毀譽、荒腔走板的脫軌演出,在在都證實了現在的旺中集團絕對不夠格被稱為一個所謂第四權的社會公器,而是淪為一幫霸氣十足的政媒幫派,凡事依循著「順我者生、逆我者亡」邏輯,遇到稍不從者便像目中無人的飆車族一樣持棍棒砸店洩憤。姑且先不談企業社會責任、媒體倫理這些需要具備一些基本思辨能力的大哉問,吾人想請問當蔡衍明成功地扮演著商人無祖國、有奶便是娘的生意人最佳典範時,可曾想過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並不適用於單純的商業競爭,而是一種具有重要的公共性存在為前提的特殊營利事業?

簡單地說,媒體在營運上當然是商業的,但在新聞內容上卻不能以私人利益為導向,而是必須有足夠的開放性與公共性以滿足媒體角色的基本課責,尤其是保障不同意見的呈現管道。換言之,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貴在「自由」與「多元」,亦即除了表達自由要受到保障(言論自由也有其限度,例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硬要說曾參殺人便不是言論自由),連不同的意見也應該尊重與保障,就如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有表達該說法的權利」。除此之外,因為媒體的特殊性,所以有些錢可以

賺,但有些錢卻是碰都碰不得(例如外國的政治行銷),這是媒體經營的基本常識,舉世皆然。蔡衍明財大氣粗無庸置疑,不過媒體經營畢竟不是米果買賣或飯店營運,隔行如隔山,秀才跟兵的糾葛,在這裏是怎樣都扯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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